历史上和现实中，就有专制的法制国、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等等类型。

法制审议会因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立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为制定、修改、废除法规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规定公示的期限原则上为一个月，行政机关应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决定时间长短。

委员会从申请人中选择发表意见的利害关系人以及学者（统称为公述人），并通知其本人。现在的法制审议会虽然处于法务大臣顾问机构的地位, 不过从其沿革来看, 与其他省厅的审议会又有不同。如议长同意举行听证会, 则由委员会主席公布听证会的开会时间、拟在听证会上听取意见的法案。实践中在接到法务大臣的咨询后, 首先在法制审议会总会上进行审议，然后由部会从专业角度开展审议和研究。我国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实践中，对于一些公众关注度高的重要法律，也采取过类似做法对公众意见进行反馈，今后可考虑将这些对公众反馈意见的成熟做法制度化，建立规范的操作程序。

这种做法可以使公众了解有关机关对其提出意见的态度，以及意见对法案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公众提高参与积极性的发挥。按照规定，负有义务出席作证的人如不出席，可以强制其出席。  必须在现有的改革举措中找到一个支点 如果我们对法治国家的形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改革推进过程中肯定会产生问题，也很难达成共识。

企业的法律顾问制度早就在建设了，决定中要求普及法律顾问制度，应该是对政府而言。此外，决定还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所以，我认为，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真的实施了，就会确立一元化的法律体系，然后再通过权力的逐步下放和分离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鉴于上述现实，我认为，在中国推动法治国家的建构，树立一个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秩序，才能够发挥有效整合作用，使它能够对这个权力进行限制，让行政权力在比较强大的情况下也服从规则的制约。

只有当行家里手不断给检察官的公诉书挑刺、不断研讨和批评判例的理由的时候，才能有效地防止司法权被滥用。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所以去地方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但如果过分强调整合，可能就没办法进行改革。但整合的作用怎么发挥呢？权力分离了，法律本来就是碎片化的，我们就会面临整合的困境。第一，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也许现阶段我们没办法立即做到认识的统一，但必须在现有的改革举措中找到一个支点。再就是去行政化，最重要的表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强调由案件的审理者来做出判决，就意味着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状的一个纠正，意味着对审判委员会做判决的否定。  如果在没有统一的法律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分权改革，不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整合，风险就大 由于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权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对权力进行限制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也一直是困扰性的问题——改革与整合。现在司法机关在人财物方面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这个矛盾今天我们依然在面对。在我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要建设一个法治中国。

可以看到，加强法律体系的整合性正在一步一步地进行。这个整体框架的一个特点就是形成法律共同体。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分权改革 法律秩序 。当从事前审批转到事后救济，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很自然就会出现一种变化——事后救济靠什么？主要是指司法救济。就是要求政府设置法律顾问以防止决策中的违法风险，加强合规性，并适当应对行政诉讼以及关于人权的司法程序。这样一来，也许政府会担心，群众也有可能担心，如果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会不会导致司法权被滥用？主要的对策有两个：第一是司法公开，决定强调的是公开审理、判决公开，有这两点，防止司法腐败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只要这样的部署真正落实，现代法治国家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确立了。同时还强调由判决者对判决的内容负责，这就是把审判主体的明确化作为追究错判责任的前提，防止在很多主体干预审判的状况下形成的谁都不负责任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可以看到，加强法律体系的整合性正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这样一来，也许政府会担心，群众也有可能担心，如果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会不会导致司法权被滥用？主要的对策有两个：第一是司法公开，决定强调的是公开审理、判决公开，有这两点，防止司法腐败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在没有统一的法律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分权改革，不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整合，风险就非常大。

但在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需要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也许现阶段我们没办法立即做到认识的统一，但必须在现有的改革举措中找到一个支点。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分权改革 法律秩序 。所以去地方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所以，我认为，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真的实施了，就会确立一元化的法律体系，然后再通过权力的逐步下放和分离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现在司法机关在人财物方面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我觉得这个内容也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进行一场分权的改革。

在中国，整合主要靠集中的、强大的权力。但整合的作用怎么发挥呢？权力分离了，法律本来就是碎片化的，我们就会面临整合的困境。

所以，在法律多元化的状况下，权力必须一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

第四，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在我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要建设一个法治中国。司法也不是统一的，实际上全国只有最高法院是属于全国性质的，其他的法院都是地方性质的。  讨论法治问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这样的改革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过外部监督来控制权力的运作，要通过权力的分离、互相的制衡来防止权力被滥用。第三，加强法律体系的整合性。

只要这样的部署真正落实，现代法治国家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确立了。我们需要改革，但如果举措失当，可能没办法整合。

比如行政执法的整合，行政执法与审判程序的整合，信访制度与法治体系的整合，还有财税制度的改革，强调税收法定，还有预算的法制化。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